随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结束近十年的“双降”转向“双增”，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尤其是不良贷款增加相对略多的实体经济的贷款风险变得格外警惕。实际上，不良贷款率也只不过从2011年的0.9%上升到了2013年的1%。2013年末16家上市银行的平均逾期贷款率为1.45%，也只比年初升高了0.27个百分点。

      有的国有大行的担心貌似很有道理：从持续监测的3.4万户贷款样本企业看，其财务费用由2009年的862.2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3273.3亿元，年均增长39.59%，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幅高20.1个百分点。1.9万户小企业样本的财务费用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幅高出30.88个百分点。为此，其首席风险官指出其现金流难以覆盖到期融资的本息而出现违约增加。

      但在我们看来，如果考虑到每年贷款的合理增长，尤其是2011年以来金融资源分配扭曲导致中小企业实际贷款成本高达30%以上的上浮，相比M2每年13%以上的增长，过去四年间中小企业拥有的金融资源占比实际在下降。有两组数据为此佐证，一是目前中国企业部门债务的绝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负债，占80%左右。二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在2004—2013年间只提高8.5个百分点（2013年末为109.6%）。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高达7.4%，以及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利润总额高达14.8%的增长，不良贷款增加的核心，实际在于过高的贷款成本，以及贷款政策倾斜乃至抽贷可能逼死了中小企业。

      国有大行首席风险官的担心还在于，按现行规定，项目建设资本金最低20%，高的也只有35%，剩余的资金全由银行贷款解决。由此投资者存在逆向选择，银行的收益只有合同约定的利息，而风险则是占项目总投资65%以上的全部贷款本息。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只可能是个别现象。国有企业的高管是犯不着，而民营企业家则是赔不起，因为中小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一般都是需要企业家搭上身家性命的，也即以全部个人财产做担保，如此制度设计，理性因素必然占据主流。

      当下监管层启动定向宽松取代全面放水，无疑是主动作为调整贷款结构之举，对于符合结构调整需要的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及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实体经济贷款要达到一定比例。但上述国有大行首席风险官的风险警示，不由得让人担心这项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

      在我们看来，定向宽松政策还得搭配必要的落实措施，以免资金偏离了决策层既定航向并转移到其他领域，而这已有诸多国有企业利用融资便利充当资金掮客的先例。

      更为重要的是，定向宽松还得配套定向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比如在严格执行银监会“七不准”政策的同时，重点要降低融资链条，减少贷款利率上浮比例，增加直接贷款的比重，减少银行承兑汇票的比重，减少担保费用和担保公司对贷款资金的占用。而这几点正是当下银监会为配合“定向宽松”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六条措施所不能覆盖的。